三、《论语》

《论语》，孔子的言论辑录。孔子（前551-前479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人，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，五十岁后曾任鲁国中都宰、司空、司寇等职，后曾周游宋、卫、陈、蔡、齐、楚等国，不得任用，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。《论语》一书是孔子死后由其弟子辑录他的言论而成，所以反映孔子的思想极为广泛，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。

教育。我国古代学在官府，孔子是第一个开办私学，把文化从贵族传播给普通人民的教育家，所以他特别重视教育，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就是;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学了要时时复习，不也很高兴吗？有朋友自远方来，不也是很快乐吗？人家不了解我，我却不怨恨，不也是君子吗？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学习的态度：酷爱、谦虚和认真。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学习经验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十五岁立志于学习，三十岁就有自立的成就，四十岁就通达事理，五十岁就懂得了天时命运，六十岁听言后即能知其旨意，七十岁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。他说他不是生而知之，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勤于学习。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“（《论语·公治长》）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。

孔子的教育思想是“有教无类”（《 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人无分富贵贫贱，他都能给以教育，他说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只要给我十条干肉（见面礼）我从来没有不收他为学生进行教育的，所以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居多。她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，“循循善诱”，有步骤地引导而诲人不倦。“子曰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不去开导，不到他想说出而不能时不去启发，举一通而不能推知其它三方面，就不必再重复教了。他认为学习对一个人非常重要，不仅是学知识，而且也是学做人。“子曰：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德行不修养，学问不讲求，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实行，错误不能改正，这些都是我忧虑的。在他的学生中，他认为颜回最好，一次鲁襄公问，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“孔子对曰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、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他之所以称赞颜回，是因为颜回学习之后品德有所提高，“不迁怒”不拿别人出气，“不贰过”，犯过的错误不再重犯。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孔子教育的科目是：历史文献、行为实践、待人忠心、与人交往信实。文，包括诗、书、礼、乐。

仁·忠恕。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。仁的像形原是两人相向而坐或立，汉代郑玄训为“相人偶”，即两人互相存问之意（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）。所以仁的本意为人要互相亲爱和帮助。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爱人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仁就是爱人，“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、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青年人，在家孝顺父母，出外敬爱兄长，行为谨慎，说话诚实，广泛亲爱大众，亲近有仁德的人。这里的爱人，是广泛的爱，没有贵贱等级的限制。“仲弓问仁，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与人，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仲弓有南面为政之才，所以孔子对他说：出门好像迎接宾客，役使老百姓好像承担大的祭祀，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施加于别人，在国家没有怨恨，在家也没有怨恨，这就是仁了。“子贡问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与人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这里很明确地说可以行之终身的就是恕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与人。在另一处，子贡又问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，已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子贡说，假若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，算不算仁呢？孔子说：哪何止是仁，简直是圣人了，尧舜可能都难做到，至于仁，就是自己要立身于世，也要让别人立身于世，自己想通达于世，也要让别人通达于世，能够以自己为例而想到别人，这就是实现仁的方法了。这里明确提出实现仁的方法，就是要从自身出发，推己及人。一次孔子对曾子说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，曾子曰：唯！子出。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参啊！我的思想是一贯的。曾子回答说：是！孔子出去之后，门人问曾子是什么意思？曾子说：夫子的思想就是忠和恕罢了。由此可见，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就是爱人，分而言之就是忠和恕。恕是要求自己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与人”，忠是对人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则达人。”

但孔子讲仁，也是有原则的。“子曰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喜爱某些人、厌恶某些人。

孔子对仁的要求是相当高的，一个人部分的做到仁是可以的，但要全面做到仁则相当不易。一次鲁国大夫孟武伯问孔子，子路仁吗？孔子回答说“不知也。”又问，孔子说：“由也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子路可以在一千乘兵车的国家里治理兵赋，但是否仁，我不知道。又问冉求如何？孔子又说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冉求可以在千户人家的地方做一个县长，百乘之家的封地作个总管，但他是否仁，我不知道。又问公西赤怎样？子曰：“赤也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公西赤穿着礼服，可以在朝廷接待宾客，至于是否仁，我不知道。连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这样各有所能的大弟子都不能算作仁，可见为仁之难。孔子最喜欢颜回。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颜回在心里三个月不违背仁，其余的人也只能每天每月想起仁罢了。

孔子讲仁，都是有所为而为的，不是讲空话，针对当时的人事政治， “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请问之。曰：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能够作到这五件，庄重不会受到轻蔑，宽厚会得到众人的拥护，诚实信用会得到别人的任用，敏捷勤快做事会有成效，慈惠能够使唤动人。也就是仁了。这是针对当时的为政者而言，相当具体。

仁与礼。仁与礼是不可分的。孔子主张复周礼，因为周代初年是古代的盛世，周礼是参照夏、殷两代的礼制而订立的。春秋时的各诸侯国是由周王朝授封而来，当时列国的纷争战乱不已。孔子认为都是由于周室衰微，诸侯不尊周礼，所谓礼崩乐坏。所以他主张复周礼。“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已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！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对于同一个问题，孔子针对不同的人的提问，便有不同的回答。颜渊是孔子认为学习和品德最好的学生，能够坚持仁，所以这个回答着着重在复礼。但复礼的途径则是克己，去除自己一切违反周礼的思想和行动，完全在于自己，而不在与他人。不合周礼的东西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、不做。因为仁是思想品德，是内在的，礼是节仪制度，是外在的。“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人若无仁德，礼有什么用呢，人若没有仁德，乐有什么用呢？“子曰：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礼呀，礼呀！仅仅是玉帛之类的礼物吗？乐呀，乐呀！仅仅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？从当时崩乐坏的情势而言，孔子所说的复礼，仁是内容，礼是形式，仁是体，礼是用，两者有时互为表里。

一次孔子与子夏讨论《诗经》，“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，何谓也？”带酒窝的笑脸多好看啊，美丽的眼睛里黑白分明，洁白的底子上面画着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“子曰：绘事后素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先有白色的底子，然后画花。子夏问：“礼后乎，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诗矣。那是不是礼乐产生于仁义之后呢？孔子说，启发我的是卜商，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。这里也明确说明了先仁义而后礼乐的关系。在文革中，因为在林彪的卧室中发现有“克己复礼”的条幅，于是便大批“克己复礼”，歪曲孔子的思想。孔子虽然主张恢复周礼，但周礼已是历史的过去，无法恢复，而孔子对后代最有影响则是他以仁为核心的忠恕思想。他肯定了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的价值，人在思想道德上不属于贵族，也不属于神。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一国的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，一个普通的平民不可以夺去他的志向。

礼之用和为贵。“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亦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礼的运用，以达到和谐为贵，古圣先哲治国之道的可贵之处，就是在于和，无论大小的事都要达到和，如有行不通的地方，还一味的为和而和，而不用礼来加以节制，也是不可行的。这是说礼之运用贵在于和，这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，和不是为了和而和，而是有一定的原则即礼，和中也包含着异即不同。“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合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君子的和不是盲目附和，小人只盲目附和而不是真正的和。和的标准即中庸之道的“无过”和“不及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不要超过也不要达不到，恰到事物的好处。

关于为政。孔子是主张德治而反对刑治德。“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用政令来引导人民，用刑罚来整齐他们，人民虽然免于犯罪，但没有廉耻之心；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，用礼制来整齐他们，人民有了廉耻之心，而且情愿归服。这是孔子关于为政的总原则。他反对统治者单纯用刑罚来强迫人民服从，主张用关心人民的疾苦的道德来争取人民自愿的服从，这样统治才能长久。“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用道德治理国家，自己好像北极星一样，在固定的位置上，有众多的星辰环绕着自己，这就是德治的好处，但德治的原则必须是统治者实行善政，以身作则，事事处处做人民的表率。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对曰：子为政，焉用杀。子欲善而民善矣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季康子想杀掉无道之人而接近有道的人，孔子回答说，用不着杀人，只要你想给人民做善事，人民也就自然跟着善了，君子的德行好比风，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，风向那边吹，草就向那边倒。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道德的感化作用。

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政者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政治就是端正，你自己带头端正，谁还敢不端正呢。当时鲁国公室衰弱，大夫季氏专鲁国政，季康子贪财增赋，已属不正，所以孔子如此回答，要他率先端正自己。“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为政者自身端正，就是不发命令老百姓也能跟着实行，若自身不端正，既是有严厉的命令，老百姓也不顺从。这就是为政者行为表率的作用，政令必须和自己的行为一致。

君臣关系。古代是君主制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，其它人都是臣民，如何确立正确的君臣、上下关系极为重要。鲁昭公二十五年（前517）孔子在齐国，“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君君、臣臣，父父、子子。公曰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,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，做君的要像个君，做臣的要像个臣，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，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。齐景公听了说，好啊!要是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虽然有粮食，我能吃得着吗？这是因为当时齐国大夫陈氏专齐政，有不臣之心，威胁到齐景公的君位。孔子是反对以下犯上、以臣弑君的，所以齐景公有此发问，而孔子有此回答，这是针对齐国的特殊情况而讲的，并不是无条件的强调君主的权力。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陈恒果然杀了鲁简公。文革中借此大肆批判孔子，实是有意歪曲孔子的思想。

关于正名。鲁哀公七年（前488）孔子在卫国，子路问孔子，卫君若请你帮助治理国家，何者为先。孔子回答说，必先正名。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无成，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措手足。故君子名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这是说，名分地位不正，言词就不顺当，言词不顺当，事情就办不成，事情办不成，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，刑罚就不会得当，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。所以君子使用的名义必须讲得出道理，能讲出道理必定能行得通。这是强调名分的重要性，名实应该相符。当时卫国的政治混乱，卫灵公在位时南子专政，太子蒯聩出逃至赵，卫灵公死后，立蒯聩之子辄继位，是为出公。诸侯欲送蒯聩入而夺位不得，所以君臣名分不正。孔子强调正名，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讲的。孔子虽然重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，但他是很有原则的。“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也以礼，臣事君也以忠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鲁定公问，君主使用臣子，臣子服事君主，应该怎样呢？孔子回答说，君主应该以礼来使用臣子，臣子应该以忠心来服事君主，两者都是互有条件的，君主若不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，臣下就可辞官而不臣。鲁定公十四年（前496）,孔子为鲁国司寇，“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齐国怕鲁国重用孔子，送来女乐给鲁国，季桓子接受了，三日不朝，孔子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，就辞官走了。孔子并不赞成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愚忠。

为政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富而后教。“子适卫，冉有仆，子曰，庶矣栽！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孔子到卫国，冉有驾车，孔子说，人口多稠密呀！冉有说：人口已经很多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孔子说，教育他们。教育就是使老百姓增加知识和提高道德品质。

针对当时的情况，如何从政才能把国家治理好，子张曾问孔子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，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什么叫五美？孔子说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恕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给人民以好处却不劳费，劳动百姓他们却不怨恨，爱好仁义而不贪得，庄重而不骄傲，威严而不凶猛。什么叫四恶，孔子说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不戒视成谓之暴，慢令致期谓之贼，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谷，谓之有司。”即不加教育便行杀戮叫做虐，不事先申诫便要求成效叫做暴，起先懈怠突然限令期限叫做贼，同样是给人财物，出手吝啬，叫做小家子气。针对当时齐、鲁、卫等国的政情，只有崇尚这五种美德排除这四种恶政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。

士。孔子出身于士，所以很重视士的品德。士，指一般读书人。“曾子曰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，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读书人不能没有刚强的毅力，他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，以实现仁为己任，不是很沉重吗？只有到死才能停止，不是很远吗？“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读书人立志于真理，而以粗衣恶食为耻，就不值得和他谈论道了。

“子张曰：士见危授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己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士遇到危险时肯于献出生命，见到有所获得时考虑是否合乎正义，祭祀时要想到严肃恭敬，居丧时要思念悲痛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可见士是立志于追求真理，不怕穷困，具有坚强的毅力，勇于承当社会的重大责任，为了正义，遇有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
君子与小人。君子有时是指在上位的统治者，小人指地位低下的劳动民众，但在广泛的意义上君子是指有道德和道德高尚的人，小人是指没有道德或道德很少的人，不分社会阶级地位。

“子曰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.》君子胸怀宽广，小人经常局促忧愁。

“子曰：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君子通达道义，小人通达财利。

“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君子和人团结而不勾结，小人和人勾结而不团结。

“子贡曰：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君子有了过错，好像日食和月食，人人都能看得见，改正时，人人都仰望着。

“子夏曰，：小人之过也，必文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小人对自己的过错，必定掩饰。

具体而言，在当时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呢？“子曰：君子以义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!”（《 论语·卫灵公》）君子做事以正义为根本，以礼来实行它，用谦逊得语言说出，用诚实的态度去完成他，这就是君子啊。孔子关于君子小人的界定对后代的道德教育影响很大。

四、《孟子》

《孟子》一书，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讨论问答而成。孟子（约前385-304年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时邹国（今山东邹县）人，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，自称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，也曾周游，齐、梁（魏）、鲁、宋、滕等国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不得任用。最后回到故乡和弟子论列诗书。所以《孟子》一书的主导思想和孔子大致相同，但又有所发挥和发展。孟子处在战国的中后期，列国争夺剧烈，战乱残酷，所以《孟子》七篇的议论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问题而发，比较集中，和《论语》又有所不同。

义利之辩。 《孟子》开篇即为义利之辩，义是道义，利是利益。“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亦利吾国乎？孟子对曰：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孟子见到梁惠王，梁惠王说：老人家，您不远千里而来，会对我国有很大的利益吧！孟子回答说：大王，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，只要讲仁义就够了。在这里孟子主张讲仁义而反对讲利益，这因为当时列国纷争，互相兼并，都想加强自己，既怕被别人兼并而又想兼并别人，所以战乱不己，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痛苦，只有讲求仁义，放弃兼并战争，对老百姓实行仁政，才是正确的道路。他对梁惠王解释说：“王曰，何以利吾国？大夫曰，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，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。”若讲利，国君说怎样可以利吾国，大夫说怎样利吾家，士庶人说怎样利吾身，这样上下互相争利，国家就危险了。为什么？“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”有一万乘兵车的国家，起而杀掉君主的必是有千乘的大夫，有一千乘兵车的国家，起而杀掉国君的必是有百乘的大夫。“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，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”在万乘国家中拥有一千乘，在千乘国家中拥有一百乘，财产本来已经很多了，因为只讲利而不讲义，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完全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，这样争夺的结果，必是国亡家破，所以只有讲仁义，国家才能安全。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宝珠玉者，殃必其身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诸侯的宝贝有三样：土地、百姓和政事。以珠玉为宝贝者，灾祸一定会降临到身上来。从这里我们看出孟子讲的仁义，是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安全的公利，反对诸侯国君、大夫为扩大自己的权利贪得无厌的私利，义利之辩贯穿于孟子全书。义利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有其特定的内容，但每个时代，人人都应该坚持那个时代的公义，而反对某些集团或个人侵害公义的私利。

王道思想。为了反对诸侯国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，孟子提出了王道思想，所谓王道，即王者兴旺之道。就是行仁政，以爱己之心，推己及人。他说：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，诗云：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就是说尊敬自己的长辈，也要推及而尊敬别人的长辈，爱护自己的儿女，也要推及而爱护别人的儿女，这样治理天下就好像运转在自己的手掌之上，诗经上说，先给妻子做榜样，再到兄弟，再进而实施到国家，这说的是把自己的善心扩大到他人而已，所以推广恩泽就能安定天下，不推广恩泽连妻子也保不住，古代圣贤之所以有超过人的地方，就在于善于推广他们好的行为罢了。王道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让人民能安心生产，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，他说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用也，数罟不入污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，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食也，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林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，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这是说统治者不要滥事征发民力，妨碍人民按时耕种，只要人民按时耕种，粮食就吃不完，不用细密的网下池捕鱼，鱼鳖就吃不完。砍伐树木应按季节时令，木材就用不完，这样老百姓对于养生和死葬都没有什么顾虑和不满，这就是王道的开始。王道要达到的目标是：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，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谨痒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每家有五亩大的宅地，种以桑树，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用丝绵做成的衣服了。能够按时饲养鸡、猪、狗等家畜，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，一百亩的田地能按时耕种，一家人就没有饥寒了，然后认真举办地方学校，进行孝顺父母尊敬长上的教育，须发颁白的老人不会背着东西在道路上行走，若能这样，国家不兴旺是不可能的。这就是王道政治，王道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，所以能得到人民心悦诚服的服从，实际这就是古代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小康社会。

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与王道相对立的是霸道，霸道是用强力强迫人民服从，人民虽然暂时服从了，但不是心服，一有机会就会反抗。所以孟子针对当时诸侯的争霸战争提出了 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的思想。他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环而攻之而不胜，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。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坚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豀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，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，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这是说当时诸侯进行战争，有三里长的城，七里长的郭，敌人围攻必定是选择有利的时机，然而仍攻不下，这就是说时机不如地利条件。守者城墙非不高，河非不深，兵器非不坚利，粮食非不多，但却弃城逃跑了，这就是说地利条件不如人事的团结，所以限制人民不应该以疆界，巩固国家不能只靠山川险阻，威行天下，不能依靠兵器的锐利。实行仁道者能得到多方面的帮助，不行仁道者就很少有人帮助，寡助的人亲戚都会背畔他，多助的人天下之人都愿意顺从他，以天下归顺的力量攻打那众畔亲离之人，君子不战则已，一战必然胜利，因为他是正义的。这是孟子对霸道政治的谴责，是从春秋战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一条规律，没有好的政治，团结人们，终归是要失败的。这一思想对于后代也很有启发意义。

恒产与恒心。恒产指产业，恒心指道德。孟子说：“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，及陷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。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，阳虎曰：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老百姓的行为原则，是有一定的产业才会有一定的道德心，没有产业，也就没有道德心，假若没有道德心，什么胡作非为的事都会做出来的，等到犯了罪，然后用刑罚来处罚他们，这是在陷害百姓，哪有仁爱的当政者做陷害老百姓的事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在位，必定节俭用度，以礼待下，取之于民要有节制，要发财就不能仁爱，要仁爱便不能发财。这是孟子对道德与物质生活的基本看法，也是他主张王道政治的出发点之一。为政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，使人民保有一定的产业，才会有一定的道德心，社会才能保持安定。

批杨墨。在战国时代，一方面是战乱纷争，一方面是百家异说，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除了儒家而外就是杨、墨。杨是杨朱，墨是墨翟。杨朱，魏国人，主张人人应该爱己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。墨翟（前487—前392）宋国人，主张兼爱，爱无等差，没有亲疏厚薄之分，反对儒家的爱有等差的孝道之说，。孟子认为这些都是邪说，正因为这些邪说横行，阻塞了仁义之道的实行，所以他便以批杨墨为己任。他说：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，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。......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词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这是说自春秋以来，圣王不再出现，诸侯肆无忌惮，也不听从周王的命令，一般士人乱发议论。杨朱主张一切为我，就是无君，因为君臣是当时伦常之首。墨翟主张兼爱，对人都一体相爱，爱人之父如同爱己之父，人已没有差别，这就否定了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孝道，等于无父。孟子认为无君无父就等于没有伦常，使人伦为禽兽，这是一种荒谬的学说，从心里产生出来危害事业，危害事业也就危害了政治，故而应该批判，使之不能流行。实际上，人是社会动物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，完全为我也是行不通的。墨子主张兼爱，听起来很好，但人已没有亲疏差别，不符合实际，也行不通。

性善说。孟子主张人的天性都是善的，不善是由于后天的习染，通过教育反省人可以回复自己的天性。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的痛苦而发生怜悯和同情之心，这就是人性善的本原，由这种人性的本原而扩充，便会产生仁、义、礼、智的道德心。他说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视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当人们看到小孩将掉到井里的时候，都有惊骇同情之心，并不是为了和这个孩子的父母交好，也不是为了在乡里中博取名声，也不是厌恶那小孩的哭声，而是自然而然发出的，由此看来，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，同样没有羞耻之心就不是人，没有推让之心就不是人。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，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，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，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，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；人有这四种发端，就如同他有四肢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。这里所说的发端就是萌芽开始之意，人将恻隐之心这种萌芽，加以扩充就成为对人的仁爱，将羞恶之心加以扩充就会成为正义，将对长者的推让之心加以扩充就成为礼节，将对事物的辨别能力加以扩充就会成为智慧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将恻隐之心加以扩充而成为仁人。

当时告子却主张人性无善无不善，他的说法是：“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桮棬也，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桮棬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人性好比杞柳树，仁义好比杯盘，以人性为仁义，就好比用杞柳树制成杯盘，人性善是被制造而成的。孟子反对告子这种说法，他说：“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？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，则亦将将贼人以为仁义与？”（同上）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盘呢？还是要毁伤杞柳的本性制成杯盘呢？如果毁伤杞柳的本性制成杯盘，那不也是毁伤了人的本性而后成为仁义吗？批驳了告子的论点，好像人性善，如同人们制造器皿一样，是破坏原材料的本性而随己意造成的，想造成什么样子就造成什么样子。

告子又说：“性犹湍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，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人性好比急流的水，从东方开了缺口就向东方流，从西方开了缺口就向西方流，人性没有善与不善，好像水没有向东流或向西流一样。孟子反驳他说：“水信无分于东西，无分于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今夫水搏而跃之，可使过颡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，是岂水之性哉！其势则然也，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”（《同上》）水确实没有东流西流之分，难道没有上下吗？人性之善，正如水之向下，人没有不善，水没有不向下的，至于水经拍打后可以高过人头，经过阻遏可以引上山，这不是水的本性，而是外在的形势使之如此，人也可以使之为不善，变化和水一样，是外在原因造成的。

孟子在论述人性善时，着重指出了人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点，人是有思想的，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人可以自己思考自己的行为，人性之所以是善是因为人经过思考，可以自觉发挥自己本性中的善而放弃恶行，不需要别人强迫。他说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”从人的资质而言，可以为善，至于有些人为不善，那不是资质的罪过，是由自己不思考反省的原因。他又重复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。......仁、义、礼、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之耳矣。故曰：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心，不是外在强加给我的，我心中固有的，只是没有思考罢了，若去思考就能得到，不去思考就会失掉。

尽心知性。孟子认为，人扩充自己的本心，就能知道人的本性，知道人的本性，也就知道了天时人事。所以人要存心养性，保存自己的本心，滋养自己的本性。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通过存心养性就能长期保持仁义之心而不失去。他说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则所以事天也。殀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这是说人是天地之中之一分子，人知道自己的本性，也就知道怎样对待天命人事了。修养身心，不论是短命或者长寿，以待天命，这样就可以安身立命了。因为人对外在世界总有认识不到而自己无法把握的地方，把这归之于天命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大多数人是相信天命的。

民贵君轻思想。孟子的王道思想就是以民为本，而春秋战国以来，战乱不已，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，而发动战争的就是这些想争霸天下的诸侯国，所以他认为导致天下混乱人民受苦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诸侯国君，所以他提出了君轻民贵思想。“孟子曰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诸侯危社稷，则变置，牺牲既成，粢盛既絜祭祀以时，然而旱乾水溢，则变置社稷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社稷是土谷之神，古代封建国家必建社稷台进行祭祀，故象征国家政权。君是诸侯国君，是周代初年受周天子封授而来一个地方政权。天子是统领各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周王朝。丘民是普通民众。这是说人民最为贵重，土谷之神的社稷其次，君主为轻。得到普通民众拥护的可做天子，得到天子信任的可做诸侯，得到诸侯信任的可做大夫，诸侯危害国家社稷，那就另外改立，祭祀用的牺牲已经齐备，也按时祭祀，还遭受水旱灾害，那就另立土谷之神。这里明确提出诸侯国君若暴虐无道，危害国家，就应该废掉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后代影响极大。

对于君臣关系，孟子主张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，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，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君主若把臣下看作手足，那么臣下就把君主当作腹心，若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，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视作不相识的路人，君主若把臣下当作泥土和小草，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。这里的是非准则是道义而不是权力。对残酷迫害人民的君主，孟子主张臣下起而革命杀掉他也不能算作以下弑上，当齐宣王问他：汤放逐桀，武王伐纣，是否是以臣弑君，这样做可以吗？孟子回答说：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，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，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，残贼的人我认为他是“独夫”，只听说杀了一个独夫殷纣，没听说臣子杀了君主。对于君臣关系，由于时代的不同，孟子比孔子大大前进了一步。

五、结语